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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十分快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2 21:03: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苹(化名)眉头微皱,双眼紧闭,眼前的平板电脑正在播放姜文主演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,她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年1月,她来北京找到了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杨艺。来天坛医院之前,杨艺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工作,该科室以植物人促醒治疗著称,科室主任何江弘自2010年组建了促醒专业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托养中心是去年春节后搬到这里来的。创始人相久大以前是密云区人民医院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。因为工作关系,他每年都会接触到植物人,据他了解,普通医院和养老院都不愿接收植物人,医院是出于医疗资源有限和经济效益的考量,养老院则嫌照顾这类病人麻烦,而且容易和家属产生纠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里的积蓄就像一个漏水的池子,出水量远大于进水量。老人每年的基础照护费用至少要10万元,而陈怡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左右。2016年,她不得已卖掉了北京的房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安养一个植物人,就是安抚一个家庭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也是那个更接近灯塔的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生存时间最长的是一位86岁的老人,是这里的第三位患者,已经住了4年多。家属都觉得不可思议,“没想到老太太能在这里活四年”。起初,老人的丈夫会时常来看她,近两年,丈夫的身体也每况愈下,一年要住几次医院,偶尔来一次要让两个儿子扶着才能走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,托养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。第二年,患者增加到了三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他们最终能走到什么程度,医生只能发挥30%-40%的作用,其余只能靠家人护理。”杨艺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